刘伯坚生于1895年，四川平昌县人。他从小接受过传统教育，后接受新式教育，还崇尚习武，自幼萌生爱国思想和反抗意识。成年后，在四川军阀陈炳坤处担任秘书，深入了解了当时的中国国情。1918年毅然辞去苍溪县知事，考入成都高师。1919年五四运动影响了全国，刘伯坚在成都带领其他学生走上街头，融入进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潮之中。到了1919年秋，刘伯坚来到北京法文专修馆学习，以备参加旅法勤工俭学。1926年，刘伯坚经上海乘船告别祖国前往法国，于当年8月4日抵达马赛，在法国，刘伯坚乐于助人，勤奋好学，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享有较高声誉，与赵世炎、徐特立等人共同领导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反对中法大借款的爱国主义的斗争、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并在《旅欧周刊》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进步文章，吸收了法国大革命和法国工人运动的有益影响，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宣传了俄国十月革命。1922年参加旅欧共产主义小组，参与领导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担任旅比支部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组织工作成员。1923年11月，受党的委派，刘伯坚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主要学习革命理论、红军建军经验和军队政治工作经验，后担任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负责中国班党和团的政治思想工作，制定《军事训练二十一条》，有力地推动了旅莫支部工作的发展。

1925年，国内形势风云突变，北京事变后，冯玉祥部国民军被打败，在李大钊的安排下，冯玉祥赴苏联考察学习，与刘伯坚建立起了联系。1926年5月，刘伯坚动员旅莫斯科支部和各高校学生，热烈欢迎冯玉祥抵达莫斯科。安顿好冯玉祥后，刘伯坚常至冯玉祥的住所访问，交流俄国革命经验，商谈国内形势变化。因当时国共已开始第一次合作，刘伯坚本人亦按照党组织意见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因此，他对冯玉祥介绍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精神，宣传国共合作，对冯玉祥产生了极大影响，刘伯坚和冯玉祥也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7月，南方国共合作领导下的北伐风起云涌，在刘伯坚等人的推动下，冯玉祥决定回国参加北伐，冯提出刘伯坚随其回国的请求得到了共产国际和党组织的同意。在回国路上，刘伯坚深感冯玉祥军阀部队不良习气明显，要求冯玉祥改造自己的部队，严肃纪律。9月17日，冯玉祥、刘伯坚等在五原誓师，举起革命大旗，组建国民联军正式参加北伐，革命形势为之一变。五原誓师后，刘伯坚就任政治部副主任，实际主持政治部工作，冯玉祥曾表示国民联军“党务、政治、宣传、组织、训练等工作概由他负责。他的话，就是我的话，他的指示，就是我的指示，如有违抗，军法从事”。国民联军在刘伯坚等共产党人的参与改造之下，“注重整饬军纪，官兵精神一振”。刘伯坚还非常重视团结国民联军各级官兵，称赞国民联军是革命军队，冯玉祥是革命将军。在刘伯坚的建议下，冯玉祥为国民联军提出了三个口号：军队政治化；打破官僚习气；废除阳奉阴违的恶根。刘伯坚推动组织了国民联军特别党部，推动召开了中国国民党国民联军全军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作《国民党的主张与大会的意义》，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大会发布了由其起草的《关于军队所到之处必须帮助发展地方党务和民众团体的电令》，促进了西北的革命发展。同时刘伯坚还在国民联军中发展党的组织，除已在西北军工作的宣侠父、刘振亚、袁血卒外，在刘伯坚的推动和中共北方局负责人李大钊的关心下，又有两百多名共产党员来到西北军工作，他们中有陈延年、邓小平、刘志丹等，他们为改造国民联军做了艰苦努力的工作。对于刘伯坚领导的国民联军的政治工作，党组织给予了充分肯定，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党作出《关于国民军令工作方法的决定》，高度评价刘伯坚在莫斯科系统地学习和研究过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和政工人员制度。刘伯坚在党的指示下，加强了国民联军政治工作，制定了《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大纲》，明确提出要使每个土兵都能彻底了解革命的目的，使每个土兵成为有觉悟的为中国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战士。刘伯坚还加紧训练干部学生，为他们讲授三民主义，使他们短期内成为政工干部。而在国民联军，刘伯坚对董振堂的影响尤其大，他到董振堂部做演讲，使其部明白为什么要当兵，宣传革命军队应当团结工农民众，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正是有了出色的工作，国民联军上下对刘伯坚评价极高。冯玉祥曾说刘伯坚“办事极有精神，对于部属，虽一分一刻钟的时间，亦要查问其如何度过，并填表报告之。他自己每日工作十八小时，整日孜致不倦，真是眠食俱废，故工作有特殊成绩。部属同事间对此之深为信仰敬佩，我不能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就抹杀事实，说他不好。是为是，非为非，刘确实有热心，有毅力，有才干，有卓著的工作表现，我即无法不钦佩他。”刘伯坚还在国民联军上层努力做统一战线工作，保持了与于右任、邓宝珊等高级将领的密切联系，并影响了一大批青年将领。1927年5月1日，刘伯坚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部长，随后第二集团军攻下郑州，取得重大胜利。冯玉祥在总结胜利原因时充分肯定了刘伯坚领导的军队政治工作，使官兵“知有党，知有主义”，“对农工民众，尤其推心置腹”。然而在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后，冯玉祥逐渐迷失了方向，与刘伯坚等共产党人的分歧和矛盾逐渐加深，冯玉祥决定“清党”，将刘伯坚等共产党员“礼送”出境，而没有公开的党员则继续留在国民联军中，等待革命形势的变化。刘伯坚虽然离开了西北军，然而他却在那里种下了革命的火种。

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安排刘伯坚再次赴苏联学习。1930年，刘伯坚回国，党安排其赴江西革命根据地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工作，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刘伯坚适应了革命根据地的战争与生活，主动学习和贯彻古田会议精神，赞成和支持毛泽东的积极防御方针，后担任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成为红军学校重要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刘伯坚在新成立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工作。

而西北军在冯玉祥的领导下参加了国民政府初期的新军阀混战，最终以失败告终，其孙连仲等余部被蒋介石收编为26路军。1931年，蒋介石调26路军开往江西赣南“围剿”红军。一连串的挫折使得26路军部分高级将领对前途产生怀疑，重新反思刘伯坚等在西北军提倡的的共产党革命主张，为宁都暴动埋下伏笔。5月，在朱德、叶剑英、刘伯坚等人的指挥下，红军击败26路军高树勋师。第三次反“围剿”时期，26路军进抵宁都，蒋介石命令其驻守宁都，陷入红军和国民党嫡系部队的夹缝之中。而26路军多数是北方人，由于得不到供给，士兵许多人得疟疾等疾病，造成了全军怨声不断。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为摆脱不利局面，26路军部分进步军官联名通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北上抗击日本侵略者，被国民党中央无情拒绝，在此形势下，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联合起来，成立“同志会”，为宁都暴动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26路军进驻宁都后不久，王超、袁血卒、李肃建立26路军党组织，决定在26路军中发动暴动，制定了工作大纲和宣传大纲，拟定了暴动的两个办法：一是急干的，如红军与26路军作战时组织破坏；一个是缓干的，以73旅学兵连作基干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其教育和训练，然后将这批党员分发73旅各连，在各连建立党的组织，以作暴动的主力军。后因党派驻26路军特派员王超在南昌误投情报，使国民党发现26路军里的党组织，在严峻的形势下，26路军党组织决定与中央苏区取得联系，积极准备暴动。

在进退维谷之际，季振同等人想到要联合红军方为出路，怎么样才能联合红军呢？同志会的主要成员都想到了刘伯坚，他们联名给刘伯坚写信，描述了他们过去被军阀愚弄和欺骗，国民党代表封建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得利益，压迫和剥削全国工农，国民党造成了全国规模的大水灾，断送了东三省，帝国主义正瓜分着中国，“现在我国民族将被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压迫得毫无生路，认清了只有共产革命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弟等同是穷人出身，同在重层压迫之下”，将他们对当时的国情，对革命的出路真心表达出来。刘伯坚收到信后，马上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报告，使26路军的相关情况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了解得更加清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当即表示欢迎季振同等人发动暴动。刘伯坚于12月7日给季振同、赵博生、山宇、董振堂回信，开头即代表红军对季振同等人联合红军的请求表示“十万分热烈诚恳的敬礼”，欢迎26路军“来同红军共谋劳苦工农的解放”，刘伯坚在信中深有感情的回忆了他与26路军官兵的交往历程，“使我回想到我们过去在西北风沙中转战四千余里的三十万国民军”，痛感西北军正是由于没有政治上正确的领导，导致白白牺牲，没有得到一点革命的结果。刘伯坚激励他们重新振作，“同志们，我们一别五年了，别后的辛苦不必尽述，我们现在又有机会在一起往前奋斗了”，号召26路军高举苏维埃的红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作一拼命的死战。之后，季振同、赵博生和董振堂在宁都县城南的一个山上，开会推选出此次暴动的领袖，结果共推季振同担任，并再派代表前往红军联系。刘伯坚等接见了代表，并再次向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回信，代表中革委会作出具体指示。

刘伯坚的回信对宁都暴动的发动起到了关键作用，以创建红军第五军团来改造26路军，并对宁都暴动的时间安排、具体实施环节、政治口号设计等作了细致的安排。12月12日晚8点，赵博生、董振堂、李青云、袁血卒等根据刘伯坚回信召开会议，依据中革委会的要求制定了详细的暴动计划。因起义未准备好，南昌运来的棉衣13号才能到，故起义推迟一日，决定12月14日午后7时发动宁都暴动。

宁都暴动取得成功后，即于12月14日发布由刘伯坚起草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宣告了红五军团的正式诞生，这支军队是“在红色的江西彭湃县城（即旧宁都县城）实行革命的暴动，消灭了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走狗反革命的军官，扯毁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帜，高举着苏维埃的红旗，加入工农红军，编为中华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了”，庄严宣誓“我们永远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永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完成中国民族的解放和统一。”第五军团成立后，刘伯坚担任了政治部主任，他团结官兵，政治思想工作细致，重视宣传工作和卫华娱乐工作，创办了《猛进报》和猛进剧团，举办文娱训练班，建立军人俱乐部，活跃部队生活，迅速地帮助红五军团在党的领导下执行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任务，建立了红军制度，建立了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员制度，清除了反革命分子，提拔工农干部。更赣州、漳州、南雄等一系列战役，逐步使红五军团成为红军的一支主力部队。但刘伯坚在第五军团的活动也有局限，如参与季振同、黄中岳“审判”事件，将他们定性为叛徒，这当然是在“左”倾路线影响下的一起错误事件。长征前，刘伯坚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排斥和打击，没能随红五军团长征，在赣南游击战争初期突围时被捕，后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