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14日，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1.7万人在宁都宣布起义，带着2万多件武器，开入中央苏区，改编为红5军团。宁都起义是人民军队历史上一次成功的、重要的武装起义，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国民党军队开展兵运工作的成功范例。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反蒋的热情，壮大了红军力量，对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增强苏区军民革命胜利的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宁都起义对中国革命有着重大影响，起义的成功离不开领导人的重要作用，董振堂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参与领导宁都起义

董振堂是河北省新河县西李家庄人，1913年高小毕业考入冀县中学，毕业时获得“优秀模范”的称号。1917年考入清河陆军预备学校，1921年秋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参加冯玉祥军队。1926年9月，随冯玉祥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由于他作战勇敢，战绩颇多而升任任国民联军第14师第12旅旅长。南北呼应的北伐取得重大胜利后，董振堂任第二集团军36师中将师长。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其部后被蒋介石缩编为第２６路军，调至江西宁都“围剿”红军。董振堂所在师被缩编为第26路军２５师７３旅，董任旅长。

董振堂是一位正直军人，曾受到共产党影响。早在五原誓师期间，中共就根据冯玉祥请求，派出刘伯坚、邓小平、刘志丹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在冯部中开展政治工作。共产党员的思想和行动，使董振堂等人深受教育。国共合作破裂后，刘伯坚等共产党员离开了冯部。董振堂一直怀念这些人，他对刘振亚（刘是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说：“像刘伯坚那样的共产党人，是为人的楷模。”董振堂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十分愤恨，1931年春，蒋介石下令调26路军南下江西进攻红军时，他就开始抵制。第26路军的官兵绝大部分是陕甘籍，其余为直、鲁、豫人，许多人不想南下打红军，有些士兵开了小差，在济宁与充州之间的孙氏店车站，董振堂73旅第1团还发生了哗变。对这些举动，董振堂没有追究。董振堂在与红军作战中，则采取消极避战方式。他经常编一些假情报，找出一些不出兵的理由。蒋介石来到南昌督战后，有所察觉，即威胁说，董振堂如不将功补过，定按军法议处。董振堂在困守宁都的几个月中，面对红军的宣传和革命活动，他看到了中国希望之光，更加急切地想找到刘伯坚，为他指引道路。董振堂四处打听他们的下落，派出刘振亚等人打听消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26路军的广大爱国官兵纷纷要求回北方抗击日寇，董振堂、季振同等人决定带部队北返参加抗日，可部队刚走到离宁都30多公里的胡岭嘴，就被蒋介石“死守宁都”的电报挡了回来。不允许到抗日前线，又不愿意同红军打仗，加上水土不服，26路军士气非常低落。由于供给困难，伙食极差，士兵严重营养不良，自然死亡也增多，士兵的精神痛苦也到了极点，仅3个月，自杀士兵就有十几个，宁都城外坟堆一天天多起来。

也就是在26路军处境艰难时，中共组织在该部的兵运工作日益活跃起来。中共中央军委派王超、袁汉澄、李肃3人到26路军开展兵运工作，他们与军中的地下党员73旅上尉参谋刘振亚等接上关系，在26路军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刘振亚任书记，袁汉澄任组织委员，王铭五任宣传委员。他们大胆审慎的在部队里秘密发展党员，准备时机成熟时发动起义。1931年10月，26路军总部参谋长赵博生经中共中央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决定由赵博生去做季振同、董振堂的工作，为起义做准备。中共地下党组织认为，只要季、董两人掌握的第74旅和第73旅联合起来，就可以促成26路军的起义并取得成功。

兵运工作秘密进行时，突然发生意外事件。1931年12月初，隐蔽在26路军中共产党员的关系落入国民党手中，起义计划被发现，国民党南昌行营命令立即逮捕在该部的共产党负责人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等。12月9日，蒋介石也发布打尽该部革命者的手令。危机情况下，刘振亚等立即与赵博生商定筹划起义，并派袁汉澄等到瑞金向中共苏区中央局报告准备起义的计划，并取得毛泽东、朱德、刘伯坚等人指示：以联合红军抗日为发动起义的政治口号，由赵博生争取第73旅旅长董振堂、第74旅旅长季振同支持起义。

当赵博生找到董振堂说到起义时，董振堂对起义当红军非常赞成，毫不犹豫地对赵博生说：“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听你的。”随之，赵博生决定以董振堂的73旅为主，计划行动，随后，赵博生、董振堂即找季振同商量，季振同表示：“干脆和红军联合起来，回北方打日本”。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保证起义顺利进行，派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到宁都城东南固村就近联络指导，并令红军第4军第12师进至宁都、广昌之间会同地区箝制国民党第6路军，支援宁都起义。

12月14日，按照事前商定的计划，宁都起义发动。董振堂召开73旅紧急会议，部署行动。旅部随即贴出新标语：“打倒截断我军北归道路的蒋介石!”“打倒阻止我军北上抗日的蒋介石!”“到红军中去!”接着，各支起义部队立即行动起来：董振堂好友、80旅参谋长边章五控制80旅。袁汉澄以师生关系争取27师参谋处长掌握79旅。董振堂率领特务连扼于总部与74旅之间，准备策应意外事变。董振堂闻讯25师守电台的队伍依然在顽抗时，马上前往指挥，很快结束战斗。第26路军参加起义的共有 1个总指挥部、2个师部、6个旅部和11个团，有1.7万多人。

15日晨，宁都起义队伍浩浩荡荡地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发。部队的前锋是董振堂率领的73旅。

宁都起义发生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成功的大规模兵暴，是根据地土地革命深入发展和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产物，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思想指导下，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和兵运工作的光辉成果。为此，红一方面军由第一次反“围剿”时的4万余人一举增至6万余人，对壮大人民革命力量起到了重大作用，在中共和红军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宁都起义后迅速成长

起义部队进入苏区后，立即受到根据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中共闽赣省委机关报《红旗》专门刊发了欢迎26路军起义的社论。董振堂见到了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红军领导人。尤其是见到他日思夜想的刘伯坚后，心情非常激动，董振堂说：“刘主任，真想你啊！你可是我走向光明的引路人啊。”王稼祥、刘伯坚随即与宁都起义领导人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一起讨论已由刘伯坚代为起草的《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宣言》，获一致通过。《宣言》当晚即由红军电台播发，庄严宣告：“看啊，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国民党改组派的广东政府以及一切反动军阀的统治，都迅速的崩溃日趋灭亡。工农民主政府却日益巩固和扩大。这两个政权的对立与消长，明白的指示出我们全国工农兵的出路，只有在苏维埃红旗下奋斗；明白的指示出苏维埃是解放全国工农兵惟一的政权，也就是工农兵自己的政权。”“起来，不为地主资产阶级打仗，而为全中国千百万被压迫的工农兵打仗，不替军阀争地盘，不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打仗，而为中国真正的独立与和平统一打仗。”

12月16日，宁都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季振同为红5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红5军团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赵博生为红5军团参谋长兼第14军军长，黄中岳为第15军军长。宁都起义的胜利和红5军团的诞生，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

为了把26路军改造为真正的人民军队，部队开往苏区的石城秋溪、龙冈、横江及瑞金壬田、九堡、沿坝等地进行整编。按照毛泽东关于建设红军的原则，首先确立党对这支部队的绝对领导，在26路军建立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员制度，团以上设政治部，党支部建在连上。中央军委决定调刘伯坚、萧劲光、陈伯钧、何长工、程子华、左权、宋任穷、黄火青等数十名优秀干部参与该项工作。其中肖劲光为红5军团政委，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何长工任13军政委，黄火青任14军政委，左权为15军政委。来前，毛泽东嘱咐何长工，要抓紧培养和争取董振堂入党。为培养董振堂，刘伯坚也多次与董振堂谈话，告诉董振堂：“你今后的担子还很重，起义的成功，这只是个良好的开端，要把一支旧军队改造成英勇善战、具有铁的纪律、所向无敌的红军部队还要下很大功夫。以后的路更艰苦，要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董振堂表示了“跟共产党干革命，始终不渝”的坚决态度。按照“古田会议”精神，刚改编的红5军团从政治、组织、思想上进行了改造，每个连队都成立了党支部、成立了士兵委员会，组织政治学习；从红军总部和红一、三军团抽调派来的一批政工干部发挥出积极作用，并根据改造中的表现，从红5军团自身选拔使用了一批年青军官；对那些思想不纯或不愿在红军中干的旧军官则发给路费，放其回家。由于党组织对红军一系列政治工作原则的贯彻落实，红5军团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得到迅速提高，逐步成长为一支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

在董振堂以身作则的率领下，第13军各项改造工作都进行得很快，成为红5军团的先进典型。董振堂还经常带着13军各级干部到红1、3军团和中央各机关参观学习。毛泽东、项英等亲自接见他们，并同他们亲切谈话。董振堂聆听了毛泽东的教导，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更加注重思想改造和实践学习。1932年春，红3军团攻打赣州失利。中央军委命令红5军团掩护3军团撤出阵地，任务是阻击城外增援的敌人。这是红5军团组建以来的第一仗，董振堂表示坚决完成任务。红5军团用猛烈的炮火顶住前来救援的敌主力陈诚的11师，指战员手持大刀冲入敌群，一时间刀光闪闪，杀得敌人魂飞魄散，仓惶撤退。红5军团顺利地掩护红3军团安全撒下来。第一次出征，红5军团就打出了威风，苏区军民拍手称快。从此，“1军团的冲锋，3军团的包抄，5军团的马刀”便成为红军使敌人望而生畏的制胜法宝。

1932年4月，由何长工介绍，中共苏区中央局正式批准董振堂入党。得知被批准入党，董振堂立即将自己多年的积蓄拿出来全部交给党组织。何长工为慎重起见，将此事上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毛泽东主张不要全上交，寄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而董振堂却仍坚持全部上交，他说：“入了党，我的一切包括生命都要献给党，还留着这些钱干什么呢？请党收下我的一片心吧。”此时的董振堂，已成长为一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和优秀的红军将领。

宁都起义精神的忠实践行者

宁都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领导的规模最大的而且也是取得完全胜利的一次武装起义，红5军团的组成和建立，大大地加强了中央红军的力量。1932年1 1月4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发布《嘉奖宁都暴动干部战士通令》，赞扬“宁都暴动是中国苏维埃革命中一个伟大的士兵暴动”，“这是革命史上伟大的光荣的一页。”宁都起义参加者、开国中将孙毅曾说：在十年土地革命过程中，我党曾经领导了多次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平江起义、百色起义，但是比较起来，宁都起义是代价最小、兵力最大的一次起义。毛泽东对宁都起义给予高度评价，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说：“再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曾经和19路军一道进攻江西红军的第26路军，不是在1931年12月举行了宁都起义，变成了红军吗？宁都起义的领导者赵博生、董振堂等人成了坚决革命的同志。”1938年在延安和部分宁都起义同志合影时，他又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宁都起义意义非凡，宁都起义精神也被毛泽东等领导人定位为“战无不胜”的革命精神。从董振堂这位起义领导人一生的革命事迹看，他就是宁都起义精神最忠实的践行者，就是宁都起义精神的化身。

在中央苏区，董振堂屡次为保卫苏区建下不朽功勋。在漳州战役中，董振堂率部参战，此役取得歼敌第49师主力大部的胜利。漳州战役后广东军阀陈济棠、余汉谋在蒋介石挑动下，纠集20个团的兵力，从江西南部向中央根据地扑来。这时董振堂已继季振同之后，任红5军团军团长，他率领红5军团在南雄、水口吁附近与敌接战，打成对峙。在敌援军到达后，红1、5军团和红12军与敌展开激战，董振堂亲率手持大刀的红军战士奋勇拼杀，使敌人伤亡3000多人，而敌溃退。董振堂对毛泽东在运动中歼灭敌人、避其主力、各个击破的军事指导思想十分佩服，注意在边打击敌人边学习红军经验中提高自己。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红5军团与红1、3军团密切配合，取得黄陂、东陂战役胜利，歼灭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52师、59师和11师等部。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中革军委命董振堂率领红5军团在黎川破敌，与红3军团紧密配合，一举歼灭敌人3个团，俘敌旅长以下官兵1100多人。广昌失守后，董振堂率部在建宁顽强阻敌达半年之久，打出了红5军团的威风。因指挥作战有功，1932年12月中旬，在中央苏区军民隆重纪念宁都起义胜利一周年时，毛泽东主席亲自授予董振堂红旗勋章。1934年董振堂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军委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将打击追击敌人的任务交给董振堂领导的第5军团。从此，董振堂便带着红5军团开始担负起拦截敌人追击、保障军委纵队及全军后方安全的重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湘江血战和金沙江阻击战。1934年11月底，突围的中央红军向国民党军40万大军组成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突进，为掩护主力渡江，后卫第5军团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敌人在飞机大炮支援下，疯狂地发起进攻，已几天几夜没有休息的董振堂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阻击敌人的任务完成后，第5军团34师被敌军重重包围，师长陈树湘、师政委程翠林等3000余名红军战士全部牺牲。1935年5月，强渡金沙江时，红5军团受命在江南掩护主力，时间初定3天。因渡口情况有变，中央军委不得不一再命令第5军团延长撤防日期，一直坚持了9天9夜。红5军团的出色表现，为其赢得了“铁流后卫”的光荣称号。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红5军团改为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会宁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红五军奉命西渡黄河作战，编入西路军序列。董振堂指挥红5军血战河西走廊，给敌人以重大杀伤。1937年元旦，红5军攻克高台县城。1月12日，敌马步芳、马步青纠集两万多兵力围攻高台，在浴血奋战9天9夜后，董振堂和红5军将士近3000人全部壮烈牺牲。

宁都起义后，董振堂戎装未解，一路征战，功勋卓著，事迹感人。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宁都起义精神，获得了党和红军的高度赞誉。毛泽东多次提到这位优秀的红军将领。1931年，毛泽东在听取袁血卒汇报宁都起义的准备情况时，就赞扬赵博生、董振堂：“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容易和共产党合作的。”根据毛泽东的述说，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宁都大起义，国民党二十八路（应为26路军）有两万多人反正（应为１万７千人），参加了红军。他们是由董振堂、赵博生率领的。赵博生后来在江西作战牺牲，董振堂今天仍然是红五军军长，5军团就是由宁都起义后过来的部队建立的”。1936年毛泽东又在致冯玉祥的函中说：“先生老部下董振堂诸君，大有进步，堪以告慰。”

1956年11月，叶剑英元帅视察河西走廊来到高台，为董振堂赋诗：“英雄战死错路上，今日独怀董振堂。悬眼城楼惊世换，高台为你著荣光。”1979年，叶帅诗集《远望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诗文字稍有改动：“英雄战死错路上，令我深怀董振堂。猿鹤沙虫惊世换，高台为你著荣光。”1979年8月，曾任红1军团少共国际师政委的肖华上将，也在高台吊唁董振堂时，赋诗两首：“肃立高台悼忠魂，犹闻宁都号炮声。击案愤起干城将，振国英雄拭雱锋。”“战死错路志未酬，留取碧血化红旗。七天七夜一步书，悲壮千古泪沾襟。”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元帅为红西路军烈士纪念碑题写碑文：“振堂、海松、厚发、启华、义斋及西路军牺牲的诸烈士们：你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坚韧不拔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是我军无上的光荣。”1981年12月10日，红5军团第一任政治委员肖劲光于纪念宁都起义50周年之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发扬宁都起义的爱国主义精神》一文。他说：“宁都起义的精神是永世长存的。”

什么是宁都起义的精神？有专家认为：一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是发扬了爱国主义的精神。宁都起义以后8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并迅速转入社会主义建设。如今又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里程。历史表明：毛泽东同志关于宁都起义精神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确实是战无不胜的。

董振堂的英雄事迹已经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董振堂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追求真理、百折不挠、不怕牺牲、顾全大局的革命精神，他的革命精神和博大胸怀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作者：李荣珍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

来源：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纪念馆